中國內燃機奠基人史紹熙丨37年前,天大那些引領時代的教育思想
發布時間:2019-04-09    

▎編者按

他是科學家,他也是教育家。

他是中國內燃機行業的奠基人,

他也是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

但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

天津大學校長。

他就是高擎“科教興國”旗幟的先行者史紹熙,

一個集學術才華與教育思想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他秉承“雙嚴”治校方針,

形成“教學”與“科研”兩個中心思想。

提綜合性方向,走國際化道路。

而在史紹熙之后接任天津大學校長的吳詠詩,提出了“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國際化”的辦學思想,應該說,與史校長的辦學思路有著緊密聯系。在史校長去世一年多之后,吳詠詩系統的梳理了史校長的辦學思想。今天,就讓我們一起看看他所記錄的史紹熙校長那些引領時代的教育思想。

自1951年起,史紹熙校長長期在天津大學執教,歷任天津大學內燃機教研室主任、動力工程系主任、天津內燃機研究所所長、天津大學機械工程系主任、熱物理系主任、熱能研究所所長、天津大學副校長、校長等職。在長期的教學、科研與管理工作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他的辦學思想。尤其是1979年至1986年他擔任天津大學副校長、校長期間,當時正值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科技、教育體制改革逐步推行,高等學校面臨著改革與發展的新形勢。

他勇敢地擔當起歷史賦予他的重任,注意貫徹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方針,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他的辦學思想。他比較研究國內、外高等教育的異同,結合我國的實際,在天津大學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與建設的措施,并組織實行。歷史證明,這些措施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而且對學校后來的建設與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認為,史紹熙校長的辦學思想是天津大學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很好的研究、學習、繼承和發揚。

現在,僅就我個人的認識和理解,試簡述史紹熙校長的辦學思想的要點如下:

天津大學的前身為北洋大學,自建校之初即以“實事求是”為校訓,素以“雙嚴治教”為著稱,即:教師治學嚴謹,對學生教學要求嚴格,形成了優良的校風與學風,因而培養了一代代國家、社會的棟梁之才。史紹熙校長畢業于北洋大學,養成了治學嚴謹的優良作風。在教學中,他對學生嚴格要求,教書育人,誨人不倦,使學生獲益良多,終身難忘;在科研中,他勇于探索,又堅持實證標準,所提出的理論無一不經過大量的實驗驗證,因而在科研中取得了一系列有創新意義的重大成果。

史校長擔任副校長之初,時值學校在“文化大革命”后撥亂反正,恢復高考招生不久。他針對當時學校教學秩序松弛的情況,強調要加強教學管理,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繼承和發揚北洋大學“雙嚴治教”的優良傳統,樹立良好的校風和學風,努力提高教學質量。

1982年,在史校長的倡導下,天津大學制定了《貫徹治學嚴謹,嚴格要求的意見》,把“雙嚴治教”規定為天津大學的治學方針和校風。《意見》對于教師執教,學生學習和校、系教學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嚴格與具體的要求。這在當時,對加強教學管理,提高教學質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天津大學多年來一貫堅持貫徹“雙嚴治教”的精神,重視樹立良好的校風和學風,對于加強學生素質培養,提高教學質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思想已逐步成為天津大學廣大教師與干部的共識,并在新的歷史時期擁有了新的發展。1999年,教育部派出的專家組對天津大學本科教學工作進行評估后,認為學校本科教學工作已達優透水平,并認為“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是學校辦學的特色之一。

這充分說明,史校長的這一辦學思想植根于北洋大學的優良傳統。正是由于他的身體力行和大力倡導,這一傳統又在天津大學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對于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洋大學時期,學校原有理、工兩個學院。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調出了理科,天津大學完全成了工科院校,成為一所多科性工業大學。經過近30年的實踐,到了改革開放的初期,全國各重點工科高校已普遍感到理工分家,單辦工科,難以培養高質量的人才,也難以獲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史紹熙校長就曾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理工分校,文理分家,使學生所學知識和技能比較狹窄,落后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很多人的聰明才智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因而不能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他還指出:“綜合化是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顯著趨勢。科學的體系就像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網絡,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以多學科的理論方法進行橫向的和立體的研究,不僅是現代科學發展的需要,也是時代對教育的要求。那種以傳授一門狹窄的專業知識為宗旨的教育顯然是不適應了。”因而他提出:“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認為,把一批重點大學辦成綜合性大學,既是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性反映,也是客觀要求。”[2]

于是,他在天津大學率先進行了學科設置的改革。在工科各學系之外,史紹熙校長先后建立了數學、物理、力學、化學等理科學系;外語、人文與社會科學等文科學系;并使管理工程學系發展成為管理學院。就在他的校長任期內,天津大學從一所多科性工業大學迅速地向一所以工科為主,兼有理、文、管理學科的綜合性大學發展,在學科設置上形成了基本的框架。這為學校后來的順利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教學、科研、生產的一體化”,這是史紹熙校長另一重要的辦學思想。1985年,他曾對此作過全面的論述:“教學、科研、生產一體化,既是新技術革命的要求,又將會在新的技術革命的浪潮中顯示出新的活力,在加速人才培養、科技發展和經濟建設等方面必將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

史紹熙校長又說:“①教學、科研、生產三者具有共同的目標,即為我國的四個現代化,為經濟建設服務。②教學、科研、生產是三個不同的領域,各有自己的任務特點和活動規律,應當保持其相對的獨立性,遵循各自的規律去發展。③教學、科研、生產一體化,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三者之間的聯合關系以有利于自身的發展……并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為目標。④一體化是有時間性的,不是永恒的聯合……但舊的聯合完成后又會出現新的聯合。”

基于上述思想,他在校長任期內,積極倡導天津大學發展產、學、研的結合。學校先后和十幾個省市,幾十個企業部門建立了產、學、研的合作關系。其中重要的如:和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聯合建立了石油化工學院和石油化工開發中心。這使我校的化工學科在人才培養和科研開發工作上和我國重要的石油化工企業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顯著地提高了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而我校提供的優秀人才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也對我國石油化工企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十余年來,各種形式產、學、研的結合在國內蓬勃發展,近年出現的國家級大學科技園更是這一發展的高級形式。這種形式的發展,證明了史校長“教學、科研、生產一體化”思想的正確與遠見卓識。

對于我國的高等教育,史紹熙校長主張要積極地開展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他曾論述說:“建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在學習國外經驗方面,建國初期由于我們在全面學習蘇聯經驗的時候,與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不夠,曾經吃了虧,這個教訓是深刻的。但是60年代以后,我們閉關自守,封鎖了自己,同樣也吃了虧,這個教訓也是很深刻的。多年來,我國科學技術之所以比較落后,經濟發展之所以比較緩慢,這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原因。

他還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被告了對外開放的政策,通過對外開放,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極大地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

史校長堅決支持和積極貫徹黨的對外開放政策,在幾年的時間內,就使天津大學先后與世界上30多個國家進行了國際交往,開展了學術交流。他通過校際互訪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使天津大學先后與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西德等國的十幾所高等學校建立了校際合作關系,互派留學生,互派教授講學,合作進行科研等。到1985年,學校已選派了307名教師出國進修和深造,先后接受了310名外國留學生來校學習和培訓,聘請了314名外國專家教授來校講學。通過這些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活動,我校師生擴展了視野,開拓了思路,對于教學質量與科研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及努力學習各國之長的時候,史校長也指出:“各國有各國的情況和特點,教育有共性,也有不同國家的特殊性。我們在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外國經驗的時候,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從民族特點出發,結合我國實際,博采各國之長,這樣才能使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建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這個基點上。”在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改革和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的時候,明確這個觀點是非常正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在今天,當我國進入WTO,教育要國際化的時候,明確這個觀點,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們應該堅持學習國外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注意教育的國際化不是使中國教育成為外國的附庸,而是要在博采各國之長的基礎上,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高水平、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

隨著經濟、科技體制改革的推行,天津大學于1983年成立了對外科技服務部,積極開展了對外有償科技服務。1984年,學生們也展開了課余的有償科技服務,成為勤工儉學活動的一種新形式。隨之,學生中也出現了一些經營型勤工儉學活動,如學生經營的牛奶站、咖啡廳等。對此,校內外均有不同看法。這時,史紹熙校長從育人的高度出發,對學生的勤工儉學活動,給予了積極引導和大力支持。他說:“怎樣看待大學生的勤工儉學活動,我的態度很明確,我主張大學生搞勤工儉學活動,……”“我國的高等專業教育,歷來以傳授知識為主,不大注重能力的培養。從學生入學到畢業分配離校,全部要學校包下來,‘抱’著走,這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獨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是不利的。”“教育要進行改革,實踐環節要加強。大學生自發興起的勤工儉學活動,正是順應了教育改革的潮流,是培養新型人才的需要,也有助于解決高等教育中‘政治與業務’、‘理論與實際’、‘知識與能力’、‘教與學’等基本矛盾。”[4]

在史校長的大力支持下,我校學生的科技服務活動蓬勃發展。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我校學生已為校外單位完成計算機程序設計任務50余項,城鎮規劃、建筑設計任務10余項,對校外工廠生產管理情況寫出了質量較高的調研報告和工業診斷書,為鄉鎮企業研制了新產品等。學生們還在校內外開辦了不同類型的英語口語班、計算機知識普及班以及化學分析、機械制圖培訓班等。

對于學生們的這些勤工儉學活動,史校長認為:“這種知識輸出型的勤工儉學活動,不僅使學生有一定的經濟收益,更重要的是使學生們應用和強化了學得的專業知識,鍛煉了實踐能力,同時積極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增強了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學習的動力。”“我主張80年代大學生的勤工儉學活動應該以上述活動內容、形式為主,應該把勤工儉學活動和培養旁生成才緊密地結合起來。”

對于學生們的經營型勤工儉學活動,史校長在介紹了一些國外大學生們開展的這類活動情況后,說道:“我認為應該支持學生開展經營型活動,要讓學生懂和經濟,有經濟頭腦,不能培養書呆子。所謂有經濟頭腦,就是做事要講效益,要講合算不合算。我們培養的大學生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貢獻,就必須要有經營思想。”“我們理工科大學,除了培養高級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人才之外,也要培養中、高級管理人才和領導者,因此,學校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證大學生既能掌握寬厚的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有靈敏地接受信息的能力,又有現代化的經營思想和開拓創造精神。”“經營型勤工儉學活動,也是培養人才的一條渠道。”

時至今日,史校長的這一辦學思想,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進入WTO之后,無論在國內外我國企業都面臨著劇烈的國際競爭。要適應這一形勢,我們培養的學生除了要掌握國際水平的先進科學技術之外,還必須懂得與國際接軌的經營管理之道。這些知識和能力,除了在課堂上培養之外,在課外通過勤工儉學活動使學生們在實踐中鍛煉成長,應該說,也是一條不容忽視的成才渠道。

史紹熙校長離開我們已經將近兩年了,“哲人其萎,風范長存”,他的音容笑貌、思想風范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他的治學精神和辦學思想也將指引和激勵我們去奮發進取,努力拼搏,盡快將天津大學建設成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

(文/天津大學原校長 吳詠詩,本文寫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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